世纪“梦”想

20世纪初，年轻的鲁迅曾写过一篇《文化偏至论》，当此世纪之交，再次读来，令人百感交集。所谓文化“偏至”，或文化的畸重畸轻、片面发展现象，几乎是文化演进中的一种“顽症”，并不因世纪更迭而消失。尤其是重物质，轻精神，“诸凡事物，无不质化”，在世界范围未尝稍减，而在世纪末的中国，则愈演愈烈。物质主义大潮正汹汹而来，有人已在宣称进入了“物质过剩”的时代，然而，精神并不因物质的丰盛、过剩而上升、并驾齐驱，反而更受压抑，正所谓“林林众生，物欲来蔽”，“性灵之光，愈益就于黯淡”。当商业化已成为无远弗届、无孔不入的一种强大势力之时，在利益驱动、金钱至上等等诸多“时尚”背后，究竟泛滥着什么不言自明。精神的莽莽原野上，世纪初有鲁迅对“精神界之战士”热诚呼唤（《摩罗诗力说》），而世纪末则仍有作家“以笔为旗”的悲壮誓言，隔着几乎整整一个世纪，遥相呼应，听来宁不让人有英雄扼腕之叹？

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原并不就是简单、绝对地对立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，物质是精神的基础，精神是从物质产生的，精神对物质有一种依存的关系。而且，精神又是物质的反映，对于物质具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。然而，在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二者确又往往呈对峙之态势，强盛的物质对精神会施以一种威压，造成文化的畸形。20世纪的世界，物质文明的发展极为惊人，物质主义大潮愈益凭借物质的强盛席卷全球，人们被熏染、被裹挟自不意外。在贫弱不振的世纪初尚且如是，又何况大众物质生活水准明显提升，正意气洋洋奔小康的今日？

如今遥想鲁迅当年，正是做着好梦的年纪。一则是梦着未来比当下好，人的内在精神不再受物质的挤压和遮蔽，而获得自己广阔空间愈益健全发展；二则是对于文学的梦。也正是其时，他毅然弃医从文，所依据的理由即是文学能改变人的精神，而改变精神比救治疾病更紧要。

对于文学家，这些梦大约是很重要的，也是很可贵的。20世纪中国文学可以做各种划分：人性和非人性的、革命和不革命的、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等等。我以为还应列一种，就是因于这种梦和不是因于这种梦的。这种提法也许并不科学，涉及非科学的文学，姑不妨如此谈论。好的文学来自好梦。它是一种好梦的扎根，发芽，开花，是一种好梦的再度幻化与外现。它们因而都这样或那样带着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梦的美。有些文学作品则没有，因为它们的作者并无梦，或者所做的不过是其它的什么梦，诸如捞取一些实利之类，算不得好梦。缘于此，作品中非但没有什么思想的“含金量”，于价值取向上也常常模糊不清，甚或是颠倒迷乱。豪宅宝驾，醇酒妇人，黑道宫闱，器官欲望，读罢只是狼藉一片。尘世上生活，物质自然是“主角”，而作品中，精神却一定要到位。千载之上，庄子就说：“丧己于物，失性于俗者，谓之倒置之民。”“倒置之民”的文字，虽然不一定公然鼓噪“物质至上”、“金钱万能”，而其实还是物质的广告语与代用品，是物质借以蒙蔽人的性灵之“迷魂汤”，它们没有“梦想”，没有任何灵明之光，只有某一类“物质”在蛊惑地闪现。从20世纪文化发展中精神与文化的关系来看，它们都是物质主义的加盟者，作为“精神界之战士”，当然是要横眉冷对的。